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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本科层次职业教育专业设置管理办法(试行)》首次一体化发布、《职业教育法》修订草案亮相、《关于推动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意见》印发……今年以来,职业教育成为教育行业从业者口中不可忽视的关键词。在诸多利好政策加持下,职业教育即将迎来发展黄金期。
然而,当下职业教育现状距离达到“高质量发展”目标还有很长的路要走。如何改变大众对职业教育的偏见?如何逐步打通职业教育学历上升通道?如何解决校企合作两张皮的问题?民办职业教育有哪些发展机会?如何改变“重学历、轻技术”的社会氛围?如何保障职教学生就业和未来的职业发展?
新京报记者对话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职业与继续教育研究所原所长、研究员孙诚,对目前社会普遍关心的职业教育发展问题做探讨。解读政策层面对职业教育的利好和职业教育的机遇、挑战等。
“‘差等生’云集在职业学校”局面将扭转
新京报:当前,社会整体对职业教育的认识不到位,对职业教育院校毕业生仍存在偏见。不少家长对“职普分流”感到焦虑,如何看待这一现象?
孙诚:今年国家对职业教育的重视和支持力度之大是前所未有的。我近期也到一些地方做交流,当地政府态度非常明朗,只要关系到职业教育发展,一定全力支持。但另一个角度,一直以来很多地方此前对职业教育相对忽视,基本办学条件比较薄弱,如何让当地老百姓对职业教育建立最新的认识、让老百姓看到职业教育现状发生改变,还需要一个过程,需要地方领导、教育一线校长和教师们共同努力提高职业教育办学质量和吸引力。
关于职普分流,家长的焦虑其实我能理解。一个现实问题是,一直以来,中考分流不是基于兴趣和长处,而是基于考试分数,把一批分数线之下的孩子分到了职业学校。大部分家长不是排斥职业教育,而是担心分数偏低的孩子中有些人的行为习惯不太好,学习目标迷茫,担心对自己孩子的成长产生负面影响。
基于考试分数“一刀切”进行分流的方式需要变革。职普分流是否需要给学生一些选择机会,尊重一下学生的意愿,因此,开展职普融通开发职业生涯启蒙教育显得尤为重要。最新发布的《关于推动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意见》提出了加快建立“职教高考”制度,完善“文化素质+职业技能”考试招生办法,各省市都在积极探索,但落地实施可能还需要时间。这将是一种完全不同于普通高考的评价制度。职业教育的类型属性有其自身特色,与行业企业紧密度更强,跨界属性明显,因此,“职教高考”制度建立需要理性、科学、准确设计,这样才能选拔出双方适合的人才,让孩子进入职业学校时自己的潜能得到充分的发挥。
其实职业教育不是不教基础知识,之所以大家会形成这样的错觉,是因为当下的分流方式把职业教育和不学文化知识画等号,把基础知识薄弱的孩子分到职业教育。而到了职业学校,老师更多是在给这些孩子补短板。如果用更科学的自我选择的方式来分流,就会有更多优秀学子来到职业教育赛道上发展。如果这一天到来,相信家长的焦虑会慢慢淡化。
另外,现在很多家长观念也在发生变化。以前的家长,特别是没有上过大学的家长,特别寄希望于孩子实现大学梦。而未来,新一代家长本身就是大学生,认知也在变化,开始变得更加理智、更尊重孩子的自我发展。一旦制度也更宽容、有更多元且科学的选择时,相信“似乎‘差等生’都云集在职业学校”的局面会有所扭转。
9月6日,北京,在服贸会教育服务专题展现场,多家职业院校亮相。图为广州市旅游商务职业学校学生制作粤式茶点。图/IC photo 职教学历衔接不是简单的学历“拼盘儿”
新京报:“职教高考”提出后颇受关注。职教高考应如何规划设计才更科学合理?
孙诚:人才培养的渠道应该是多元的,我们当下的教育需要开出更多“路”。
实际上,职教高考就是在“开路”。职教高考的提出,可以看到国家将职业教育作为类型教育来建构的决心,作为和普通教育不同的类型,职业教育也要有门槛值,而不是把学不好文化知识的人都放在职业教育。职业教育是另外一个独立的体系,不是在现有的框架下发展体系建设。
这个门槛要兼顾相应的文化知识、相应的技能熟练程度,以及个人天赋和兴趣,让职教高考成为另一种选拔人才的机制和轨道,来支撑技能型社会建设、国家产业转型升级,从而支撑国家从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迈进。
职教高考的内容和形式将是什么样?目前还在积极探索中。可以肯定的是,绝不是传统的几个学科,而是要跟行业紧密相关。近年来各地积极建立1+x证书制度、建设各种岗位能力标准、举办各种技能大赛,都是在不断探路。职教高考也许刚开始建立不那么成熟,就像1976年高考恢复后慢慢完善和成熟,相信职教高考也会是这样。
新京报:教育部已公布一些学校开展职业本科试点。升本后,学校在人才培养方面发生哪些变化?
孙诚:一方面是国家提出的“长学制”。原来大部分是三年制,但一些专业领域,如人工智能等专业,就需要探索实施长学制培养高端技术技能人才。
今年,教育部办公厅还印发了《本科层次职业教育专业设置管理办法(试行)》,对职业本科院校的专业设置提出了较为细致的条件与要求。其中,包括师资队伍的要求,例如“高级职称专任教师比例不低于30%,具有研究生学位专任教师比例不低于50%,具有博士研究生学位专任教师比例不低于15%”;也有对人才培养方案的要求,例如“培养方案应校企共同制订”、“实践教学课时占总课时的比例不低于50%,实验实训项目(任务)开出率达到100%”,还有技术研发与社会服务工作基础、培养质量基础和良好社会声誉等方面的要求,这些相对严苛的硬性标准都是区分于以往的。
新京报:在稳步发展职教本科的过程中,如何避免以学历为导向办学?如何改变“重学历轻技术”的局面,推动“崇尚技能淡化学历”氛围形成?
孙诚:原来职业教育是“断头教育”,高职后就没有升学通道。目前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,中职、高职、本科纵向贯通,但我认为,这仅是走出的第一步。因为,体系可以走通,但建好不容易,它不是简单的学历“拼盘儿”,其体系构建、内涵建设是需要加强研究和实践探索的,也需要时间来证明。
当然国内职教战线都在积极探索,例如今年公布的《职业教育专业目录(2021年)》,首次一体化设计发布了中等职业教育、高等职业教育专科、高等职业教育本科不同层次专业。这就要求高职在专业建设时要兼顾中职和职教本科,不能是为了升学而升学。
和普通教育不同,职业教育在评价上面临更多挑战,不但要掌握知识,还要掌握技术,要考验实操性和岗位胜任能力。这就要求职业学校要依据职业技能所匹配的文化知识、产业界的发展情况和岗位要求来制定培养人才,甚至要培养能够推动产业升级迭代的人才,这是职业教育真正面临的挑战。
因此,不论是专业建设还是人才培养方案,都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“中高本学历衔接”就能解决的。职业教育的体系建设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,要依靠内涵建设来提升吸引力,来让老百姓认同。单纯唯学历导向办学,即便升学通道贯通了也无法形成正向循环。
实际上,拥有一技之长、深耕一个领域,做到顶级也可以引领世界、发挥价值。当前国家面临高精尖“卡脖子”问题、面临产业转型升级,我们缺的不是考高分的人,而是缺有工匠精神、扎实做中国制造的技能人才。我们呼唤一个尊重技术技能人才的更和谐、更平等的时代来临,走到这一步可能还要需要几年的努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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